罗斯诸国深受钦察人侵扰之苦，内部又分裂混战，若能与这个强大的东方帝国建立联系，哪怕只是名义上的臣服或同盟，是否能借其威势，震慑乃至打击南方的钦察人？
是否能从与东方的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？是否能在与邻国公国的争斗中，获得一个强大的、潜在的外部支持？
“与其坐等未知的灾祸降临，不如主动派出使者，去探明虚实，表达善意。
若其真有吞并之心，我等的恭顺或可延缓灾祸；若其志在贸易、打击钦察，那我等便可从中牟利，甚至借力打力！”
诺夫哥罗德的大贵族会议上，一位睿智的波雅尔如此说道，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。
诺夫哥罗德作为重要的商业共和国，对贸易的渴望压倒了对未知威胁的恐惧。
加利奇-沃伦的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，则考虑得更深。
他不仅看到了贸易和抵御钦察人的好处，更想到了借助外力平衡内部分裂的罗斯政局，甚至可能利用东方帝国的承认，来增强自己争夺基辅大公之位、乃至统一罗斯诸国的合法性。
于是，一幕在东欧历史上颇为奇特的景象出现了。
多个罗斯公国，不约而同地，或公开或秘密地，派出了各自的使团，携带着礼物和国书，向着黑海南岸的拜占庭港口特拉布宗，以及更引人注目的——克里米亚半岛西南角的那个新兴的、小小的宋人据点“镇海”，进发了。
基辅大公的使者，带着谦卑的问候和请求“建立友好关系、共同应对草原威胁”的信件，首先抵达了特拉布宗，希望通过拜占庭总督的引荐，与宋人接触。
诺夫哥罗德的使团则更为直接，他们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商人使节，携带了珍贵的毛皮、琥珀、蜂蜜、蜂蜡，乘坐商船，绕过热那亚人控制严密的卡法，试图直接航行到“镇海”据点，进行“官方贸易”谈判。
加利奇-沃伦的雅罗斯拉夫大公，派出的使团规模最大，也最正式。
使团由一位贵族和一位东正教神甫率领，携带了更丰厚的礼物，以及用希腊文和斯拉夫文双语书写的、措辞更为恭谨的“国书”，书中称宋帝国为“伟大的东方皇帝”，雅罗斯拉夫自称“臣属”，请求“得到伟大皇帝的庇护，并开放贸易，准许罗斯商队前往东方帝国”，并隐晦地表示愿意协助宋帝国对付“南方草原上的野蛮人”。
甚至连一些较小的、地处偏远的公国，如梁赞、穆罗姆等，也闻风而动，派出了自己的使者，生怕在这股新出现的、可能改变东欧格局的巨大力量面前落了后，吃了亏。
一时间，从第聂伯河到黑海之滨，通往“镇海”据点的小路和海路上，出现了多支打着不同旗帜、操着不同方言、怀揣着不同心思的罗斯使团。
他们有的乘坐内河小船沿第聂伯河南下，在河口换乘海船或雇佣向导走陆路；有的直接从黑海北岸的罗斯港口乘船出发。
他们的到来，让原本孤悬海外、安静发展的“镇海”据点，骤然成为了东欧地区新的外交漩涡中心。
刘仁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、纷至沓来的“朝贡”使团，先是愕然，随即是巨大的压力，但很快，久经行伍的沉稳让他冷静下来。
他严格遵循杨再兴“以守为主，广结善缘”的指示和王德用“收集四方消息”的嘱托，对所有到来的罗斯使团，无论大小强弱，一律以礼相待，但绝不允许其大股人员进入营寨核心区域，只允许正副使及少数随从在指定区域会面。
他热情接待，展示大宋的富庶与文明，显示军威，但言辞极为谨慎，绝不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。
他反复向各路使者强调：自己只是“镇守此地的微末将领”，无权决定外交国策，诸位的好意和礼物，定当转呈“伟大的康居都督、安西大都护杨公”以及“遥远东方的伟大宋国皇帝陛下”。
他只负责维持此地安宁，保护合法贸易，并乐意成为罗斯诸国与东方帝国友好交流的桥梁。
同时，他安排通译和书记官，详细记录每一支使团的来历、目的、所带礼物、言行举止，并暗中观察其彼此间的关系。
他敏锐地察觉到，这些罗斯使者之间并非铁板一块，彼此提防，甚至隐隐有竞争之意。
来自诺夫哥罗德的使者对贸易细节问得最细；来自加利奇-沃伦的使者最关心“皇帝陛下”的认可和庇护；来自基辅的使者则更担忧“草原威胁”和宋军的未来动向。
刘仁轨将所有这些情报，连同收到的礼物、国书副本，通过定期往返于“镇海”与里海“镇海城”之间的交通船，源源不断地送交王德用和杨再兴。
他在报告中写道：“……罗斯诸部，名号众多，各自为政，内斗不休，皆畏我兵威，亦贪我财货。
其南有钦察之患，西有他国之迫，故争先遣使，名为朝贡，实为探听虚实，或欲借我之势，以制邻敌、御外侮也。
彼等言语不一，心志各异，可利用而不可轻信。
其地偏北，物产以皮毛、蜜蜡、奴隶为多，若开边贸，于我或有小利。
然其地遥远，鞭长莫及，愚意以为，宜示以怀柔，许以通商，收其贡物，厚赐而还，使其互争，则我可坐观其变，收渔人之利……”
杨再兴在撒马尔罕接到刘仁轨一系列报告和堆积如山的罗斯“贡品”时，不禁抚掌而笑。
他没想到，一个仅为建立补给前哨、收集情报而设的“镇海”小据点，竟然在黑海北岸引起了如此巨大的连锁反应，让这些原本只在模糊传闻中存在的“罗斯诸国”主动遣使来朝。
“此天助我也！” 他
对麾下幕僚道，“刘仁轨处置得宜，大有章法。罗斯诸国，既然自投罗网……不，是主动来朝，我朝岂有拒之门外之理？彼等畏威怀德，正宜广示恩信，以收远人之心。
可令刘仁轨，对诸罗斯来使，一概以礼相待，其所请通商之事，可许其在‘镇海’及我朝指定之港口互市，然须守我规矩，缴纳税款。
其所请‘庇护’、‘共击钦察’等事，可虚与委蛇，言必称‘需奏明朝廷，恭候圣裁’，以为缓兵之计，观其后效。
另，可回赠诸使以丝绸、瓷器、茶叶等物，价值务须略高于其贡品，以示天朝厚往薄来之恩。
彼等得利而归，必争相宣传，则罗斯诸国，知我富庶宽仁，畏我兵威，慕我财货，则黑海以北，可渐次归心矣。”
一道新的命令，自撒马尔罕发出，经里海、亚速海，传至黑海之滨的“镇海”据点。
同时，关于“罗斯诸国纷纷遣使来朝”的奏报，也以六百里加急，飞送汴京。赵构父子闻奏，龙颜大悦。
虽然他们对“罗斯”究竟是何方国度仍不甚了了，但“万国来朝”毕竟是盛世祥瑞，是彰显国威的绝佳证明。
朝廷下旨褒奖杨再兴、王德用、刘仁轨等“宣威万里”之功，并正式批准了在“镇海”据点开展与罗斯诸国有限度贸易的提议，同时从内库拨出专款，用于赏赐来朝的罗斯使节。
于是，在“镇海”据点那简陋的营寨内，一场场充满试探、算计，但又表面上宾主尽欢的“外交”活动不断上演。
罗斯使者们带着忐忑而来，却满载着精美的丝绸瓷器、清香的中国茶叶、以及“东方帝国”友善而模糊的承诺而归。
他们将宋帝国的“富庶”、“强大”、“文明”以及“镇海”据点的见闻，添油加醋地带回了各自公国。
这些消息，如同在已不平静的罗斯诸国政坛，又投入了一块巨石。
与东方帝国建立联系的公国，在国内声望大增；未能建立有效联系的，则倍感压力，加紧筹划新的、更正式的外交行动。
对东方帝国的恐惧，逐渐被一种复杂的、混合着敬畏、贪婪、利用和攀比的心态所取代。
罗斯诸国内部本就复杂激烈的政治博弈，因为东方这个突然出现的巨大变量，变得更加波谲云诡。
而大宋，这个遥远的东方巨人，其影子，已经通过一个小小的“镇海”据点，深深地投射到了第聂伯河两岸，开始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，悄然搅动着东欧的地缘政治格局。
历史的潮水，在克里米亚的海角轻轻拍岸，却已注定要在更广阔的大陆上，掀起层层波澜。
